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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历史、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作者:陶文钊   来源:《当代世界》8月刊发布时间:2015/09/08
摘要:现在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程度之大,是几十年前缔造中美关系的政治家们,如卡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他们所不能想象的,也远远超出了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

  编者按:近期美国国内展开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中美关系成为中美战略界的热点话题。迫于近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形成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巧实力”和“多伙伴”政策为重心的“再平衡”不断强化亚太地区伙伴与盟友,意图以“借力打力”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霸权”。甚至外延扩展至“全球再平衡”,强化美古复交和对越外交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外交行动。在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越南等国的关系,其中用意不言而喻;而借美古复交缓和了与拉美世界的关系。奥氏总统任期将尽,急欲青史留名,以极大的“战略耐心和克制力”,推动落实了伊核框架协议。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上述美外交行动,本刊特别约请专家撰文,以做梳理。敬请读者参考借鉴。

  一场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正在美国进行,各种意见潮水般见诸媒体和网络。有的美国学者担心,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对恶化的忧惧超过对未来的希望的临界点,对华接触政策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有的学者干脆断言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全面竞争;有的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建议下任总统与中国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对抗为主,以合作为辅;有的学者则认为,将一个全球最稳定、最有秩序、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变成另一个冲突地带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负责任地改变对华政策,无异于寻找敌人。中方也有学者认为,两国实际已经处于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已经拉开序幕,战略摊牌是早晚的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呢?

  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有两条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各种曲折、起伏,甚至是惊涛骇浪,但是许多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解了,即使仍然存在的问题也没有阻挡住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现在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程度之大,是几十年前缔造中美关系的政治家们,如卡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他们所不能想象的,也远远超出了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进有退。但凡两国关系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接着来的不是更大的改善,常常是反弹。举几个最显著的例子:中美建交后三个多月,美国就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给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打了个大折扣。1997年江泽民主席的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但接下去,美国国会又是辩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又是出台《考克斯报告》,把中美关系闹得乌烟瘴气。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定、美国于2000年成立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立法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但同时,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报告中国军力发展情况,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专门“监视”中国人权状况的国会—行政部门委员会、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后改为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所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总体上还是在向前发展。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政府政策能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各种不同方向的力量的作用。

  第二,跟上面这个特点相关的另一特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十分多元化的国家,一些重要的政策,不论是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处在不断的辩论之中,对华政策也不例外。卡特政府在同意中国的三条(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交)的基础上与中国建交,就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批评;北京政治风波后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又遭到民主党议员的攻击。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是“中国崩溃论”流行,继之发生了“中国威胁论”的辩论,后来又有“中国责任论”的争辩。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统一思想”,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从来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从左的到右的,政治光谱上五花八门。尽管如此,美中和解、建交、发展两国关系仍然是两党一致的政策,尽管彼此互相攻击,但实际上两党的对华政策相似者众,相异者寡,因此中美关系才有可持续性。

  反观中国,情况也大同小异。改革开放之前舆论高度一致,老百姓对外交政策是没有发言权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学者也有了许多机会对各种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发表意见。除了正规的媒体,网上的意见更是多种多样。

  以全面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两个超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多边的问题、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多,使两国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仅仅看到某些问题,某个局部,是很容易走偏的。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了对中国的平衡和牵制,但这个战略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关系仍然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而且总体说来,合作大于竞争。

  除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安全方面,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广泛的,合作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拿局势最错综复杂、冲突最尖锐、甚至硝烟弥漫的中东地区来说,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阿富汗,中美一起敦促、帮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实行民族和解,因为阿富汗的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伊朗核问题刚刚达成全面协议,结束了长达12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这个过程中中国劝和促谈的作用是明显的。尤其在最后阶段,在取消制裁方面实行同步、循序渐进的原则,在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改造等问题上中方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这样中美和其他各方共同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在巴以问题上,中美都支持“两国方案”,政策没有多大分歧。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中方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美都在努力维护伊拉克的稳定,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采油为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提供了帮助。在埃及问题上,中美都支持现任政府,支持塞西总统,支持埃及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海合会,中美两国的政策也基本一致。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否决了西方迫使阿萨德走人的方案,现在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如果推翻了阿萨德,叙利亚的形势可能更糟,利比亚就是一个实例。这一点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当然不是说两国在中东的诸多问题中没有一点分歧,但总体上说,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分歧大得多,两国的合作是做得不错的。有的美国学者说,美中之间现在是全面竞争,但上面这么多合作难道不是事实?如果不去全面看待两国关系,只看到竞争,看不到合作,那两国关系注定是一团漆黑了。西方媒体的信条是“坏消息是好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中国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在媒体上曝光率高的是南海和东海的争端,于是许多人就错把南海和东海问题当成了中美关系。

  还有一点也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那就是两国之间快速增长的人文交流。现在每天有上万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2015年两国人员往来可望突破500万人次。三十几年来中美关系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条道理:当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两国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当两国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分歧突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两国关系一无是处,还是有亮点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仍然是合作加竞争,合作仍然是主流,并非像有些美国学者说的,仅仅是摩擦和竞争。

  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总有一个怀疑,中国崛起了会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这种怀疑更强烈了。有的中国学者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国能够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崛起吗?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同一个过程。美国也没有排拒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中国是这个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这个体系,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增长。中国也努力维护国际体系,无论是在安全方面,如维护国际的核不扩散体制,还是在经济贸易方面,如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担当。中国对这个国际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现在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了周边国家,惠及了地区和世界经济。

  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即使如一些国际机构所预测的那样,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但在人均GDP、科技创新能力、生活质量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就更大了。美国有60个盟国,有上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一个海外基地,在战略纵深方面跟美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让13亿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是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有的美国学者把近年来中国提出的金砖银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称作是“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以此建立另一种国际秩序”。这是一种误解。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这么多年需要全面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也一定要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使我们的产能、资本、技术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国际上不是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吗,这些倡议就是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理念的体现。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不是领导者,中国是倡导者,可以出主意,必要时多出点力气。但所有的项目都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协商来实行的。

  “一带一路”不是要建立新的国际体系,而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补充。国际体系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二战结束已经70年了,国际体系不可能与六七十年前完全一样。已经过时的,需要改变,如关贸总协定(GATT)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够完善的需要加以完善,有的机制需要加以补充。中国的这些倡议正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完善和补充。再者,中国的这些倡议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如亚投行,现在已经有57个国家表示愿意参加,成为创始成员国。它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自己不想参加亚投行,也力劝其盟国不要加入,受到美国学者和政界的广泛批评。包括佐利克、2009—2010年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贝德都批评这种“战略错误”。前财长、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甚至说,这是美国失去作为全球经济体系负责人角色的时刻。

  讲了这么多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双方的分歧和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与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这类分歧将会在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但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以来,中美双方就认识到两国在这方面的分歧,而且也认识到,虽然自己不喜欢对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长期存在,而且己方对对方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冷战结束的初期,在克林顿执政之初,美国政府曾经把人权问题置于中美关系中高于一切的地位,并不惜在国际场合与中国剑拔弩张地争吵。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但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与先前已经很不一样了。第二类,与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涉台、涉藏、涉疆的问题,如东海、南海的问题。第三类是关于具体问题的争议,主要是经贸关系中的问题。这类问题牵涉面小,比较具体,较容易处理,一般不会失控。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二类问题,管控危机,使两国关系中的紧张度降低主要也是指这类问题。这两年双方有隔空喊话,也有当面争吵。但总的来说,双方都不愿意事态升级。这两年两军交往的热络、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海空相遇安全准则备忘录的签署就是重要的危机管控措施。在这方面双方都要在彼此尊重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更加谨慎地加以处理,以免擦枪走火,导致冲突。

  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讲到发展的观点,首先要看到世界大势。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本世纪以来,国际事务纷繁复杂,但有两个大趋势是清楚的,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的趋势都越来越清晰、深入,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呼吁全球治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许多人以为“单极时刻”到了。尤其到20世纪末,美国GDP又上升到世界总份额30%多。但两场战争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很快就证明,世界不是美国的单极格局。接下来是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现今在美中两国,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落,但不是绝对衰落;随着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世界的财富和权力是在向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冲击,但正是在金融危机中诞生了G20这个新的机制,而且实践证明,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主要是因为各主要经济体发扬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倡导自由贸易和投资,而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世界经济成为一潭死水。所以可以说,正是全球化挽救了世界经济。同时,许多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这样的大趋势又怎样影响中美关系呢?

  首先,它对中美双方的政策选择都加以了限定,那就是要符合这种趋势,而不能违逆这种趋势。现在有的美国学者似乎很后悔:早知今日,美国就不该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要挑战美国了。这些看法太落后于时代了。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中国可以在原地踏步吗?建议下任总统改变对华政策的人也清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哪个国家都不能落下中国这趟车,在这种情况下,遏制政策显然没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学者布拉克韦尔和泰利斯虽然主张修改对华政策,但也不敢提遏制中国。

  其次,中美两国应该联手来改善现存的国际体系,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对国际社会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两国应当联起手来,适应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使国际体系更加完善,更能反映当今的现实。佐利克提醒美国决策者,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愿景同现有秩序相联系,从而来满足新的需要。这个建议值得美国当政者考虑。可是,现在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会对国际体系有一种选择性支持的做法。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0年G20 峰会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的决定,本来早该落实,就是由于美国国会没有批准,至今不能进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美国国会确实应该改一改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一贯风格了,应该多看一看世界的大形势,听一听世界各国的呼声。

  在这方面也有好的例子。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突破。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国际机制,中美两国的合作体现了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带头作用、引领作用。最近,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015年6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美之间并不经常持有一致的见解,但事实是全球挑战需要我们进行合作。他列举了两国最近就抗击埃博拉疫情展开的合作、阿富汗过渡进程,以及关于伊核问题的外交斡旋。这是政府官员在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感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第三,中美双方要认真地考虑,如何在亚洲共处。一些认真的美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蓝普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顺应(accommodation)和妥协( compromise) 这两个词语都不应该被赋予贬义。”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双方都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都要有所取,有所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更具体地建议,美国要改变在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之内保持海上绝对优势的做法,要考虑如何顺应地区力量格局的新变化,达成两国力量的均衡。笔者以为,中美两国智库应该就这一问题进行冷静而开诚布公、具有前瞻性的讨论,为两国决策者提供可行的建议,而不是让一些消极片面的论调在两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唱衰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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